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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旁通(五)

    孟子的策略----规之以正

    从这段记载看来,战国时代虽然已经很乱了,但是比起现在世界各国,用武力征服了人家,接着就并吞占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。所以齐宣王也还是蛮可爱的,竟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。

    这件事发生在周显王三十六年,齐宣王十年之间,也正是苏秦身佩六国相印的后期。燕国的国君文公死了,他的儿子易王继位,齐宣王是乘人国丧而去趁火打劫的。

    齐国派兵去打燕国,在短期间内,齐国很快就把燕国打败了,齐国获得全胜,占领了燕国十个城池。齐宣王征求孟子的意见,问孟子说,有人建议我到此为止,不要把燕国并吞。也有人建议我,现在就把燕国并吞下来算了。以我这万乘之国的齐国,而去攻打万乘之国的燕国。在相等的国力之下,竟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就把燕国打败了。这种胜利,似乎非人力所能为,看样子是天命。假如不把燕国拿下来,就是违背了天意,上天会降下灾难的。我看还是把燕国拿下的好。你孟老先生以为怎样?听听你的高见如何。

    孟子告诉他说,假如你把燕国占领了,燕国的老百姓很高兴、很愿意的话,就不妨占领下来。古代曾经有这样的例子,那就是周武王。假如你占领了燕国,而燕国的老百姓不高兴,不愿意的话,那就不要占领,古代也有这样的历史经验,像周文王就始终没有起兵伐纣。

    后世的说话,标榜文王是“不忍心也”。假如暂且推开王道精神不谈,只从谋略的观点来看,实际上是文王看得很准,在他那个时候,时机还没有成熟,在他自己手里来不及了。况且姜尚(太公)七十多岁才遇文王,而文王那时已经九十多岁,步入退暮了。等到他儿子手里,纣王还不能反省转变的话,那么,一切的机缘成熟,才能一举成功。所以他把这个事业,留给儿子去完成。

    这个历史故事被曹操“翻了版”,有人向曹操劝进,取汉献帝而代之,曹操说: “我其为文王乎!”下面意思就是说,让我儿子去干吧!

    孟子接着又针对这次齐国伐燕国的战役对齐宣王说,如果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,在相等的国力下,只有五十天的时间,就打败了对方。而对方的老百姓们,拿了吃的、喝的,来欢迎你的部队。没有别的原因,只因为他们的内政大乱了,老百姓们一心想要避开水深火热般的暴政,所以欢迎你去解救他们。假如你去了,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,那怎么行呢?原来的统治是暴虐的,而你又更暴虐。这样,只不过是换一个暴虐的“手”而已。----这个“运而已矣”的“运”字用得很妙,可以作“换一手”解释,也可以解释为“也会轮到你遭遇同样的失败下场”。这“运” 是运转,有如佛家说的轮回果报。

    这一件事,在另外有些史书上的记载,孟子当时却是另外一种说法。因此,这件事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疑案了。

    据《战国策》的《燕策》记载,孟子对齐宣王所说取不取燕国的话是:“今伐燕,此文武之时,不可失也。”

    但是《史记·燕世家》却说,孟子这些话是对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说的。

    苏秦口辩轻取十城

    但据后世考证,本书上这一次的对话,应该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。至于“今伐燕,此文武之时,不可失也”的话,大致确定是孟子对齐清王说的话。孟子第二次再到齐国,也就齐宣王当政的时代,而且居留在齐国的时间也比较前一次长久,或者有此一说?

    燕齐两国之争,也是历史上的大事。这一次的战役,齐宣王虽然也征询了孟子的意见,但到底没有采用,结果还是取了燕国十城。

    燕易王没有办法,就来找苏秦理论了。他说:“往日先生至燕,而先王(燕文公)资先生见赵,遂约六国从(亲),今齐先伐赵,次伐燕,以先生之故,为天下笑。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?”

    苏秦被燕易王这一责问,惭愧难受到了万分,他便很肯定地说:“请为王取之。” ----我一定可以为你燕国收复这十个城市的失地。

    于是苏秦便转到齐国来见齐宣王。他首先向齐宣王朝拜,庆祝他打燕国的胜利。随后站起身来,便仰起头,对着齐宣王故做吊丧式的悲悼状态。齐宣王看了他的举动,莫名其妙,就说:你何以这样举止失常,一忽儿向我庆祝,一忽儿又那么悲伤?

    苏秦说:燕国虽然弱小,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,你齐宣王只顾眼前的利益,侵略了他十个城市。可是你知不知道,这样一来,你便与西陲的强邻秦国,结了不解之仇了。“今使弱燕为雁行,而强秦制其后,以招天下之精兵,是食乌啄之类也。” 燕国好比一只飞行的孤雁,猎人看了,当然忍不住要射击,殊不知这只孤雁的后面,就跟着一只强有力的大猛鹫。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,它就趁机以保护弱小为名,来侵略你了。你这样做,不是太危险了吗?

    齐宣王一听,脸都变青了,赶紧请教,该怎么办?

    苏秦说:“古之善判事情,转祸为福,因败为功。”你肯采纳我的意见,马上归还从燕国抢来的那十城失地,燕国无故而收复你慷慨还他的十城,必然欢喜得不得了。同时秦国心里也很明白,知道你是为秦、燕有岳婿的关系,而卖了一个面子给他,所以归还了燕国的失地,当然也很高兴你作得漂亮。此是所谓“弃强仇而立厚交也”。

    齐宣王立刻接受苏秦的意见,甘愿吞下这包泻药,马上归还了燕国的失地。其实孟子的意见,比起苏秦的理由来,崇高而伟大,深谋而远虑,只有更好,没有更坏。为什么齐宣王听不进去?苏秦一说,就立刻变色呢?因为孟子说的目标,是要齐宣王光明正大,施行大仁大义的王道精神,所以齐宣王听了,认为是读书人的迂腐之见而已。苏秦说的,是动之以眼前的利害,惧之以可怕的后果,人的眼光见地到底是短视的,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,长远的大利实在无法去想象。

    不过,由此也可见两个要点:一是辩士、说客的作风,与真儒圣贤的态度,截然不同。二是无论善恶、是非的动机如何,要想说得动人,听得进去,临机应变的妙用,实在是不简单。所以韩非子一再强调“说难”,说话不容易啊!

    其实,孔孟圣人的仁义是正道、是正理,好比一个人的头脑。而利害权谋的运用,好比手足(手段)的运用,所以苏秦之辈,在当时的游说策辩,也非偶然,不是只凭一张嘴随便说说的。后来宋代司马光论史,曾经说过:

    齐地广而民众,负沧海以临中夏,重以威宣之贤,国家富强。及潘王骄汰,不可盈厌,自取颠沛。苟无田单,齐不国矣。凡游士言从横者,虽更相倾覆,要之合者从,六国之利也。齐为三晋,燕楚之根抵。三晋燕楚为齐之藩篱。秦虽强暴,百有余年,不能一诸侯者,以其表里相钩带也。及齐王建用后胜之谋,信秦间之言,拱手以事秦,不救五国,五国已亡,而齐并为虏,理势然也。

    燕齐之战

    为了研究孟子的学术思想,这里仅就流传较广的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资料,先约略了解孟子答复齐宣王取燕与否的时代大势。然后,便须了解孟子后来对齐湣王的一段话。

    在《史记·燕世家》里,说是燕王哙读书,中了“书毒”,很想自己当尧舜,学尧舜的禅位,把国家让给别人。当时燕国有一位叫子之的奸臣,是一个大坏蛋,知道他这位宝贝老板,有如此的想法,就布置了一个局面,由燕王哙把政权让给他。这个时候,燕国国内已经乱得不得了。

    正在这个时候,苏秦在齐国被刺了,受了重伤。当时齐宣王听到苏秦被刺,非常生气,他因为爱才,特地亲自去慰问苏秦,并且追问凶手是谁。苏秦这个人真是高明,他很清楚,受伤太重,已经没有希望了,但临死时,还想出死后报仇的方法。他告诉齐宣王,查凶手的方法很简单,只要在他死了以后,对外宣称,苏秦本来就是为燕国到齐国来作间谍的,现在把他刺死了,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。凶手有这样的大功,应该给予奖赏。齐宣王在苏秦死后,照他的话做,果然那名刺杀苏秦的凶手,出面来领赏,齐宣王把这名凶手杀掉,替苏秦报了仇。

    苏秦过后,他的弟弟苏代起来了。苏秦读了几年书,连弟弟都能教得出来游说诸侯。现代的基辛格,只能一个人玩,还玩得并不十分高明。而苏秦兄弟两人,都能够把各国放在自己手掌摆来摆去地玩弄。最初,苏代到齐国、燕国,都不大受欢迎。可是不知道苏秦写了或读了一本什么秘笈,这秘笈后来可以被烧掉了,或失传了。而当时竟然教会了他弟弟,所以苏代尽管最初不受欢迎,但经他三言两语一说,那些君主们又听他的,相信他而任用他了。

    这时苏代奉了燕王之命,也到了齐国。而《史记·燕世家》及《战国策》记载,燕王哙三年,燕国大乱,百姓恫恐,构难数月,老百姓死者数万。在当时的人口,几个月死了数万人,用现代人口数字类比,就好像一个国家在几个月以内死了几百万人,这数字是不得了的。

    齐国就在这个时候,开始攻击燕国。这就是为齐、燕之间的仇恨,种下的一个因。后来燕国的昭王即位以后,为了要复国中兴,就广求天下良才,交接贤能才智之士,集中人才,共谋大事。这时有一个名叫郭魄的策士,抓到了机会,去对燕昭王说,你如果要招纳天下贤士,就先把我这个并不见得有特殊本领的人高抬起来,那么天下的贤能之才,自然就都到你燕国来效力了。燕昭王问他,这是什么道理?他说,从前有位喜欢千里马的国君,出千金的高价去找。后来派去买的人,花五百金买了一具千里马的骨骼回来。这位国君起初很生气,但派去买马的人解释说,连死马都花高价买了来,更何况活马呢!这个风声一传出去,千里马很快就会来了。果然,他爱马的名声传出去了,不到一年,就有了三匹千里马。现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这里,自然天下贤能之士,都投奔到你燕国来了。

    燕昭王听了他的建议,用了他,后来果然许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国。最后昭王用了乐毅,很快就把齐国打败,连下七十余城,只剩下即墨、宫两城未下。后来齐国又用田单,以火牛阵反攻,打败了燕国而复国。

    这些战役,都是齐湣王在燕王哙让国而内政大乱时,乘人之危,攻打燕国所种下的祸因。

    根据《战国策》和《孟子》的记载,好像齐国在攻伐燕国之前,齐宣王(《史记》则说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)曾经问孟子,可不可以占领。而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上记载,孟子说,“今伐燕,此文武之时,不可失也。”意思是说,你现在去打燕国,和古代武王代纣,完成文王的事业一样,正是时候,你可以去打。假如孟子真的是这样说法,那么孟子和苏秦、张仪也差不多了。如果孟子没有说,那么司马迁和《战国策》的作者,就犯了诽谤罪,就要像最近报纸上为了韩愈的一篇文章,要打官司了。

    总之,这已经为孟子上了一点颜色,有了一个小小污点。因为这句话等于鼓励齐国去侵略,这是很严重的。《孟子》本书上记载,当时便有人问孟子是不是曾经鼓励齐宣王去打燕国。孟子说,这是沈同问起,像燕国目前这样,燕王哙糊里糊涂地让国给子之,而子之把内政弄得乱七八糟,死了好几万人,燕国的老百姓这样痛苦,可不可以去攻伐。我告诉他,可以。但是我说的可以,是指顺天应人,吊民伐罪的出兵,而不是说侵略性的攻伐。正如有人问起,某人杀了人,犯了罪,可不可以处以死刑。我说可以,但并不就是说,任何人都可以去杀这个犯人。而是要执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,去判处他的死刑。

    但这些话,对齐宣王说的也罢,对齐湣王说的也罢,对别人解释也好,到底孟子说了没有?是怎么说的?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,便有对沈同一段话,可作说明。

    接下来第二部分疑案,是年代问题。本来孟子的年代,以及那时候许多事情的年代,是很难确定的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孟子这段话是对齐湣王说的,是孟子去过魏国,见了梁襄王,不投机,就回鲁国去住了一段时间,然后再次回到齐国来,见了齐湣王,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国。反正《孟子》这本书,不论是孟子自己作的笔记,或者门人根据资料写的,在文字上总会有多少修饰。但在语气之间,还是赞成有此“吊民伐罪”的一战,只是不像《战国策》式说得那么激烈而已。

    苏代评论齐王

    在当时的国际背景,还有一段有趣的事。原来燕国是派苏代去齐国做间谍的,苏代到了齐国,齐湣王本来认为他是一个政客,两边跑的,不太理他。可是苏代很厉害,最后还是说服了齐湣王,暗中帮了燕国的忙,甚至于齐国要他带兵去打燕国,结果打了败仗,齐湣王还是相信他,他又利用当时的国际情势,使齐王派他出使到燕国。

    燕王哙看见自己派往齐国的间谍回来了,就问苏代说,齐王可能称霸天下吗?苏代说,不可能。燕王哙问,这是什么道理呢?苏代说:“不信其臣。”这四个字是不是实在呢?这也是实情。

    我说过,齐宣王是相当有器量的。那时候天下贤能之士,如孟子、邹衍等名贤,都集中在齐国,而齐宣王也很尊敬他们。这些人讲的话,他也听,但接纳不接纳是另外一回事。他等于设立了一所研究院,用很高的待遇养着这些人。你们讲演也好,开座谈会也好,你们尽量去吹你们的,我有我自己的一套,并不偏爱某一人,也不专采某一人的建议。结果他的儿子齐湣王也和他的父亲宣王一样,但更有甚焉, “不信其臣”。

    苏代把这情形报告了燕王哙以后,燕王哙知道齐国已不能称霸天下,于是放心了,同时听了别人“不信其臣”的弊端,便专任子之,让他负更多的权责。最后让位给子之,终于导致了燕国内部的大动乱。

    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秘密,原来子之早就看出苏秦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。所以就教他的儿子,积极追求苏代的女儿。两个年轻人结了婚,子之和苏秦、苏代之间,早已成为儿女亲家,而且在苏代奉燕王之命到齐国去做间谍以前,是有深交,苏代自然要帮忙亲戚。所以又是寥寥“不信其臣”四个字,不着痕迹地种下了燕王哙让国的前因。再加鹿毛寿说的“人谓尧贤者,以其能让天下也。今王以国让子之,是王与尧同名也。”于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丑剧。

    了解了当时的国际情势和人事的背景,权臣谋士们心术品格的卑劣,再来看《孟子》这一段书就更有味道了。虽然孟子说的是可取之道,与不可取之道,谈的是理论。但是以孟子谈话的气势、口吻,和当时国际情势配合起来看,那么孟子的话,和当时的谋略家,纵横家们没有两样,他的态度是赞成的了。其实在精神内涵上,还是大有不同。

    前面已经讲述,齐宣王时期出兵攻伐燕国,打了胜仗,占领了若干土地与城市。但仍有下文:

    齐人伐燕,取之。诸侯将谋救燕。宣王曰:“诸侯多谋伐寡人者。何以待之?”

    孟子对曰:“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,汤是也。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《书》曰:‘汤一征,自葛始。’天下信之。‘东面而征,西夷怨;南面而征,北狄怨;曰:奚为后我?’民望之,若大旱之望云霓也。归市者不止,耕者不变。诛其君而吊其民,若时雨降,民大悦。书曰:‘徯我后,后来其苏。”’

    “今燕虐其民,王往而征之,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,罩食壶浆,以迎五师;若杀其父兄,系累其子弟,毁其宗庙,迁其重器,如之何其可也?天下固畏齐之强也,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,是动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,反其讫倪,止其重器;谋于燕众,置君而后去之;则犹可上也。”

    前文讲到齐国打燕国,把燕国拿下来了。可是国际上不同意,看不过去了。诸侯之间,计划组织一个联合阵线,要打齐国。这时,齐宣王问孟子,现在诸侯们要联合起来,替燕国打抱不平,攻击我们齐国了。孟先生,你看我应该怎么办?

    孟子说,就我所知,我只听说过以方圆七十里领土,而领导了天下,像南汤当年就是这样兴起的。可还没有听说过,拥有方圆千里的一个大国,竟然还会畏首畏尾的。

    从孟子这段话的论调,可以看到,战国时代终归是战乱的时代。不管你圣人高明到什么程度,时代的趋势,国际政治风气的力量,毕竟很大,个人的思想观念终究还是会受到影响,所以这时孟子就以力的大小来立论了。

    孟子又继续引经据典,用《尚书·商书》上仲虺诰文“汤一征,自葛始”的一段话对齐宣王说,《尚书》上仲虺制的诰文上记载,商汤为了除暴安良,从“葛” 这个小国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,天下的人都信服他。当商汤向东面征伐的时候,西面的夷人就抱怨,向南面征伐的时候,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。他们都抱怨说,为什么不先来我们这里,而把我们摆在后面呢?

    孟子说那时各方面的老百姓们,盼望商汤的王师,像久处大旱的农民,对着万里无云的晴空,盼望着能有云霓的涌现一样。

    不过历史上汤武那个时候,是不是这样,就不知道了。也许是仲扈这位左丞相,在制诰时对商汤仁义的强调宣扬。

    孟子继续描写商汤征伐时,部队纪律良好的情形说,当商汤的部队打来了,当地的老百姓,做生意的还可以照常做生意,种田的也照常种田,一点也不受影响。

    像这样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?在我们的历史上,像这样好的部队,像这样不扰民的战争,曾经发生过很多次。问题全在于这位指挥部队的司令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    仁将----曹彬

    如历史上有名的仁厚将军,宋朝初兴时的曹彬。他奉命攻打江南,征服南唐后主----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、船上吟诗填词“四十年来家园,三千里地山河”的李煜。

    当时曹彬围攻南京半年多,连秦淮河、白露洲、西门水寨都占领了。到最后,只要一仗就可以轻易攻进金陵----南京城了。李煜也准备要投降了。在这紧要关头,总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。生的什么病呢?大家都着急,都监----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,先锋----前敌指挥曹翰等都到总司令部去探病问起生的是什么病,曹彬说是心病于是大家纷纷主张找医生,还要找名医。曹彬说,不必找医生,我的病医生治不好,只有你们各位能医好。大家问什么办法。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打进南京的时候,不许随便杀一个人,也不许任何人奸淫掳掠,做不做得到?这时一班将领们只好说,你命令下来就好了嘛!曹彬说,不行,要先发誓。于是大家就发誓。发过誓后,立刻下攻击令,打进了南京城,而城里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呢!

    潘美的难以控制,曹翰的好杀,都是事实。当宋太祖赵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时候,曾告诫曹彬最好不要多杀人,对李煜一家人,更是要加以保全。曹彬当下迟疑不答,既不抗拒命令,也没有明确的答复。他只问副将----副司令要派谁来负责。赵匡胤马上懂了他的意思,立刻召见了潘美、曹翰等人,发表他们作副司令。不过,当着他们,交给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宝剑,告诉他说,你拿着这把剑,“如朕亲临”,等于我本人在场一样,凡是副将以下不听命的,我授权给你,你只管照军法办理,先斩后奏,一切由你全权作主。他一面对曹彬说,一面眼角看着潘美、曹翰。吓得这些人汗流浃背,只有禀报:“末将听命”的了。

    曹彬的高明还不止如此。他又向赵匡胤请调一位将军田钦祚,来担任另一路的前敌指挥官。弄得潘美、曹翰他们都觉得很奇怪。因为这个姓田的,既狡猾,又贪污,爱争功,又不肯负责。同时又最喜欢打小报告给赵匡胤,常常忌功而倾轧同事。曹彬所以请调了他来参加战役,作用是准备平定江南之后,送点功劳给他,免得他在后方捣乱,又增加赵匡胤的怀疑顾虑,而对前方有所牵制。这就是曹彬高明的权术大用了。

    曹彬、潘美等破城以后,李后主在无可奈何之下,穿着白纱衫帽,亲自向曹彬投递降书。他先见副帅潘美,只好叩拜如仪,潘美却也答拜叩头还礼。进一步,便要上船晋见大元帅曹彬,他也设拜叩头。曹彬便叫左右告诉他说:恕我“介胄在身,拜不及答。”换句话说:对不起,我是军人,只好以军礼接见你,不能跪拜还礼了,请原谅。

    行过了投降的典礼,正副元帅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两只大船,很礼貌地请李后主上船饮茶。由岸上到战船上的跳板,当然是独木板。李煜素来是养尊处优,平时生活,哪里受过一点罪,今天忽然要他经过独木板上船,实在没有这个胆子,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。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来。

    曹彬的确是很仁厚,他招待李后主吃茶的时候,他问起李煜家庭的成员,知道总共有三百多人,就替他准备一百条官船,给李煜三天时间,收拾财物,带着进京。并吩咐他尽管多带些财物去,暗示我曹彬不要钱,可是到了京里,还是有人要钱的,得准备送红包。然后放李煜这些人自己回去,连卫兵都不派一个跟着。其他将领们很不放心,但曹彬并不在意。他说,放心!他连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,生怕掉下水去,可见他怕死得很,哪里会有逃跑的勇气。

    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。等李煜走了,他吩咐副将潘美代理职务,表示自己要暂时离开总司令部三天,把统率部队的责任交给他,并特别交代不许杀人犯军纪。然后带了二百名亲信,在李后主的宫殿四周布防保卫,不许任何人闯进李煜的宫中。自己则亲守在大门口,以防止下面的士兵们,以对待敌人的态度,进去危害骚扰。第三天以后,李煜带了三百多人上了船,他才进宫去,查封了宫里的财物,造册呈报给朝廷。

    据宋人的笔记,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,后来奉命攻打九江。打进了九江,纵兵掳掠,还要屠城。而他自己却装了二十几船的财货宝物,悄悄地运回家乡去了。与曹彬相较之下,就有天壤之别了。

    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将。所谓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,他的后代也很好,孙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,被誉为圣后;相传还有一个孙女成了神仙,便是道家《灵源大道歌》的作者曹文逸真人。历史上仁厚的名将,当然不只曹彬一个,其他还有很多,这里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。

    这就是王者之师、仁义之师的风范。打仗时只要屈服了敌方的领导阶层就好,而对老百姓则是慰问、关怀、救助,像及时雨一样,老百姓当然高兴。孟子说,像这样的仁义之师,所有《尚书》上仲虺在诰文上记载,那时的老百姓天天盼望着仁主到临,仁主来了,就有好日子过,就能离开水深火热的苦难。

    孟子引用了《尚书》的话以后,又针对当时的情况对齐宣王说,现在燕国内政那么紊乱,又虐待他的人民,你发兵去攻打燕国,这时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水深火热的生活可以有所转机,他们将会有好日子过了,所以他们从家里拿出吃的喝的,高高兴兴地招待你的部队。如果你反而杀了燕国的百姓,捆绑他们的子弟,拆毁他祭祀祖先的宗庙,搬走他们贵重的宝物,使燕国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,那怎么可以呢?

    至于国际上的观感与反应,你要知道,天下各国诸侯对你国势的强盛,本来就畏惧三分,现在你打下燕国,得了加倍的土地,又不行仁政,各国诸侯为了自己的安全,同时又有了口实,自然要联合起来攻打你了。这等于是你自己发动天下的兵来讨伐自己。现在你只有赶快发布命令,释放俘虏,停止掳掠,再召集燕国的臣民代表开一个会,替他们选出一个贤君来,然后班师凯旋。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对你的联合攻击。

    仁义的实质与权谋

    从历史的资料看,齐、燕的结怨,有两件事足以启发后人的睿思。

    第一是,燕王哙传到昭王以后,燕国起来复仇。要复国仇,必须要内政修明,力图强盛。而内政之修明,又以人才之争取为先。他第一个就采用了郭魄“千金市马骨”的精神原则,广求人才,得到乐毅这一批贤能之士,一战连下齐国七十二城,湔雪了国耻。

    第二是,在那个时候,苏代曾对燕昭王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仁义者,自完之道也,非进取之术也。”他认为仁义的精神和行为,是个人对自己的一种最高修养。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国的政权,治理天下的百姓,仅仅讲究仁义的道理,是没有用的。把苏代这个理论和孟子的话对照一下,则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。基本上,仁义的思想和精神没有错,只是在方法上,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,而有所变通。

    其实,苏代的话仍然不脱纵横家的论调,把仁义限制在个人的修养上。我们知道,武王在起兵伐纣之前,曾经和姜太公商量过。据《太公金匾》的记载:“武王问大公曰:殷已亡其三,今可代乎?太公曰:知天者不怨天,知己者不怨人。先谋后事者昌,先事后谋者亡。且天与不取,反受其咎。时至不行,反受其殃。非时而生,是为妄成。故夏条可结,冬冰可释。时难得而可失也。”

    周武王在准备起兵攻伐纣王之前,对姜太公说,现在殷纣王因为暴虐无道,已经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国力、土地和人民,而且看来还会变本加厉,天下将更动乱,百姓将更痛苦。现在是不是可以起兵,以革命行动,把殷纣的政权拿下来呢?

    姜太公对武王说:据我所知道的,凡是知天----懂得天时、地利、人事等这些客观因素和时代趋势的人,当势不利于自己,而无法实现理想时,他是不会怨天的。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,也能将人心比己心,以己心度人心,那么就不会轻易去责怪别人了。所以处理一件事情,先把客观的因素衡量清楚,对别人的心理也了解了,根据这些条件,作好周密的计划,然后按计划行事,一定会成功的。反过来,如果不能把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弄清楚,盲目地先做了再说,那就必然失败无疑。而且,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,时机成熟,唾手可得的时候,你却迟疑不进,坐失良机,这样不是太可惜吗?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了,而你不去收割,这就不对了。一件事情,时机到了,大势所趋,由不得你,而你却偏偏不采取行动,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,大事业更要注意。至于时机不到,或者时机已过,却勉强去完成的,那是妄成,不会持久的。譬如夏天,枝叶茂盛,花开之后,到了秋天,自然结果。等到严冬来临,则遍地冰雪,但是到了相当的时节,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。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,一个恰当的时机很难遇到,但却很容易失掉。

    鬻子也曾经有这样的话:“发政施令为天下福,谓之道,谓之仁。信而能和者,帝王之器。”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鬻子名熊,著《子》三十篇,分一卷六篇。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,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,就是最崇高的行为,也就是所谓的仁道。能使全国上下安居乐业而心悦诚服,就是帝王之才。自己并不着意去追求争取,而自然由他人拥戴,那么你便立了信。为天下民众除害,换言之,谁危害天下人,你就除掉谁,这就是仁。如果顺天应人,自然获得权位,执政以后,全国上下亲爱精诚,和睦相处,一旦有了外患侵凌,或内在的灾祸危难,则和衷共济,同心协力。能做出这种政绩,那就真是为帝为王的材料了。

    同样地,我们可以了解,孟子的赞成----至少是不反对齐宣王伐燕,并没有违背他一向所主张的“仁义”思想。而仁义也不一定如后来所说的,只是完成个人美好人格的修养而已。依照姜太公的说法,在客观条件的需要下,战争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,则不但不违背仁义,且合乎仁义。照鬻子的理论推衍,一场为天下除害的战争,也就是仁道的伸张。

    总之,孟子因为燕国老百姓生活于水深水热中,所以不反对齐国去攻伐,这并不违义。他的论调。可以说和当年姜太公对武王所说的,是同一个方向。问题是齐国之伐燕,没有做到如鬻子所说的那几个原则,也就非帝王之器了。事实上,基于当时时代趋势等因素,孟子的思想并不像孔子那样宗周。因为历经七百多年来的中央周室,实在已是一个扶不起来的破砂锅了。因此,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义,为民造福,他便可辅之为王。

    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

    孟子为什么不能得到齐宣王、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?这实在使人有“读兵书而流泪,替古人担忧”之慨!为了解答历史上这一疑问,就不得不回来再综合研究齐宣王与梁惠王一下了。

    齐宣王的风格

    战国末期的齐国,已非西周时代的旧齐国,也非东周初期的齐国,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后代,篡位而据为己有的新齐国。尤其从齐威王开始称王以来,齐国便成了与秦、楚分庭抗礼而互相争霸的大国了。

    齐威王死后,他的儿子辟疆继位,称宣王。据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(田婴)的门客齐貌辨的观察,说:“太子(指齐宣王)相不仁,过颐系视,若是者背反。” 由此而知齐宣王的相貌和个性的一斑。所谓“过颐”,便是方面大腮,满脸福相的描述。也可以说是脑后见腮,不可往来,后有反骨的相貌。所谓“豕视”,便是像猪看东西一样,表面很糊涂似的,而实际上,心中自有主张,很精明,而且不时偷看到两旁的东西。所谓“不仁”,不是说他一点也没有仁慈的心肠,而是说他是个不容易对付、不容易侍候的角色。

    但事实上,齐宣王也可算是一个英明的主子,有他父亲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赋。而且根据《孟子》的记述,他爽朗地承认有好勇、好货、好色的多种毛病,婉转地推掉孟子的高论,也可以说是不凡的作风。

    朝中文武多才士

    在他亲政的初期,仍然任用邹忌为相,但却召回了被邹忌所排挤,而具有上将之才的田忌为将,任命孙膑做元帅,一战而擒杀了魏国的名将庞涓,俘虏了魏惠王的太子申,一举而震动国际,威加海内。

    齐国,不但一跃而为当时国际上的政治大国,而且是赫赫的经济强国。

    当此之际,齐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级干部:

    孟尝君(田文)继邹忌为相国。

    礼遇高士颜斶、王斗;甚至间接优待鲁仲连等不世人物。

    优容淳于髡的滑稽隽才。

    他听了邹忌及王斗当面批评他,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话,一下子便任用他们与淳于髡等所推荐的一批人,而使得齐国大治。

    邹忌事宣王,仕人众,宣王不悦。晏首(齐臣)贵,而仕人寡,王悦之。邹忌谓宣王曰:“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,不如有五子之孝。今首之所进仕者,以几何人。” 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。

    先生王斗进门而欲见齐宣王,宣王使谒者延入。王斗曰:“斗趋见王为好势,王趋见斗为好士,于王何如?”使者复还报。王曰:“先生徐之,寡人请从。”

    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,与入,曰:“寡人奉先君之宗庙,守社稷,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。”王斗对曰:“王闻之过,斗生于乱世,事乱君,焉敢直言进谏。”

    宣王忿然作色不说(通悦)。有间。

    王斗曰:“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天子受籍(谓土地人民之籍),立为大伯,今王有四焉。”

    宣王说,曰:“寡人愚陋,守齐国,惟恐夫扌云(同陨)之,焉能有四焉。”

    王斗曰:“否,先君好马,王亦好马;先君好狗,王亦好狗;先君好酒,王亦好酒;先君好色,王亦好色;先君好士,王不好士。”

    宣王曰:“当今之世无士,寡人何好?”

    王斗曰:“世无骐騄耳(良马之名),王驷已备矣;世无东郭逡卢氏之狗,王之走狗已具矣;世无毛嫱、西施,王宫已充矣;王亦不好士也,何患无士。”

    王曰:“寡人忧国爱民,固愿得士以治之。”

    王斗曰:“王之忧国爱民,不若王爱尽毂(音斛,绉纱曰毅,纺丝而织之。)也。”

    王曰:“何谓也?”

    王斗曰:“王使人为冠,不使左右便辟(便,顺其所好。辟,避其所恶。)而使工者。何也。为能之也。今王治齐,非左右便辟无使也。臣故日,不如爱尺毅也。”

    宣王谢曰:“寡人有罪国家。”

    于是举士五人任官,齐国大治。

    王斗这番说词,等于当面讽刺他的缺点,但齐宣王仍有雅量接受,不像秦汉以后的帝王,动不动便加以“处士横议”,或“大不敬”的杀头罪名。

    赞美词与利害关系

    至于说到宣王不肯听信臣下的劝谏,在用人上。信任不专,或学非所用,用非所长的事,大概不会错的。例如他前任相国邹忌的一番婉转譬喻,便是针对他这毛病而说。

    邹忌俯八尺有余,身体昳(日侧有光艳也)丽,朝服衣冠,窥镜,谓其妻曰:“我孰与城北徐公美?”其妻曰:“君美甚,徐公何能及公也!”

    城北徐公,齐国之美丽者也,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:“吾孰与徐公美?”妾曰:“徐公何能及君也。”

    旦日(明日)客从外来,与坐谈,问之客曰:“吾与徐公孰美?”客曰:“答公不若君之美也。”

    明日,徐公来,孰(通熟)视之,自以为不如,窥镜而自视,又弗如远甚。暮寝(通寝)而思之,曰:“吾妻之美我者,私我也;妾之美我者,畏我也;客之美我者,欲有求于我也。”

    于是入朝,见威王曰:“臣诚知不如徐公美,臣之妻私臣,臣之妾畏臣,臣之客欲有求于臣,皆以美于徐公。今齐地方千里,百二十城,宫妇左右,莫不私王;朝廷之臣,莫不畏王;四境之内,莫不求于王。由此观之,王之蔽甚矣!”

    王曰:“善!”乃下令:“群臣吏民能面刺(举)寡人之过者,受上赏;上书谏寡人者,受中赏;能谤议于市朝,闻寡人之耳,受下赏。”

    令初下,群臣进谏,门庭若市,数月之后,时时而间(去声)进。期年之后,虽欲言,无可进者。燕、赵、韩、魏闻之,皆朝于齐,此所谓战胜于朝廷(与敌国战胜于朝廷之内也,即政治作战胜利之意)。

    贫贱骄人

    虽然宣王有用人不专的毛病,却能面对颜斶的顶撞,公然改变盛怒之威,愿执弟子之礼。最后,颜斶不受封而辞去,他又好像只能礼贤而不能真下士。

    齐宣王见颜斶,曰:“斶前。”斶亦曰:“王前。”宣王不说,左右曰:“王,人君也。斶,人臣也。王日‘斶前’,斶亦日‘王前’,可乎?”

    斶对曰:“夫斶前为慕势,王前为趋士。与使斶为慕势,不如使王为趋士。”王忿然作色,曰:“王者贵乎?士贵乎?”

    对曰:“士贵耳,王者不贵。”王曰:“有说乎?”曰:“有,昔者秦攻齐,令曰:‘有敢去柳下季垄(家也)五十步而椎采者,死不赦。’令曰:‘有能得齐宣王头者,封万户侯,赐金千锰。’由是观之,生王之头,曾不若死士之垄也。”

    左右皆曰:“斶来,斶来,大王据千乘之地,而建千石钟,万石簴(音巨。天上神兽,鹿头龙身。悬钟之木刻饰象之,因名曰簴。每十六钟共一簴。),天下之士,皆为役处;辩知(智)并进,莫不来语;东西南北,莫敢不服。万物无不备具,而百姓无不亲附。今夫士之高者,乃称匹夫。徒步而处农亩,下则鄙野,坚门间里,士之贱也,亦甚矣。”

    斶对曰:“不然,斶闻古大禹之时,诸侯万国。何则?德厚之道,得贵士之力也。故舜起农亩,出于野鄙,而为天子。及汤之时,诸侯三千。当今之世。南面称寡者,乃二十四。由此观之,非得失之策与,稍稍诛灭,灭亡无族之时,欲为监门闾里,安可得而有也哉。是故易传不云乎:‘居上位,未得其实,以喜其为名者,必以骄奢为行,据慢骄奢,则凶必从之。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;无德而望其福者约;无功而受其禄者辱,祸必握。’故曰‘矜功不立,虚愿不至。’此皆幸乐其名,而无其实德者也。

    是以尧有九佐,舜有七友,禹有五丞,汤有三辅。自古及今,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,无有。是以君王无差亟问,不愧下学。是故成其道德,而扬功名于后世者,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。故日‘无形者,形之君也;无端者,事之本也。’

    夫上见其原,下通其流,至圣人明学,何不吉之有哉。老子曰:‘虽贵,必以贱为本;虽高,必以下为基。是以侯王称孤寡不毅,是其贱之本与。’

    夫孤寡者,人之困贱下位也。而侯王以自谓,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。夫尧传舜,舜传禹,周成王任周公旦,而世世称曰明主,是以明乎士之贵也。”

    宣王曰:“嗟乎!君子焉可侮哉,寡人自取病耳!及今闻君子之言,乃今闻细人之行,愿请受为弟子。且颜先生与寡人游,食必太守,出必乘车,妻子衣服丽都。”

    颜斶辞去曰:“夫玉生于山,制则破焉,非弗宝贵矣。然太璞不完。士生乎鄙野,推选则禄焉,非不专道也。然而形神不全。斶愿得归,晚食以当向,安步以当车,无罪以当责,清静贞正以自虞。制言(命令)者王也,尽忠真言者斶也,言要道已备矣,愿得赐归,安行而反臣之邑屋。”则再拜而辞去。

    君子曰:“斶知足矣,归真反璞,则终身不辱也。”

    滑稽大师----淳于髡

    另有淳于髡,完全不同于颜斶的作风,他运用滑稽的高调,对了齐宣王爽朗的胃口。

    他身为齐之赘婿,长不满六尺,而滑稽多辩,早为齐威王时代的左右宠臣。到了宣王时代,也同样受到重用。他是个有心人,也见过孟子。与孟子的对话,下文再谈。

    有一次,在一天之内,他同时又推荐七个人,请齐宣王录用。宣王虽然觉得淳于髡太过份了,但辩论一番之后,还是照样任用不误。

    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。

    王曰:“子来,寡人闻之,千里而一士,是比肩而立;百世而一圣,若随踵而至也。今子一朝而见七士,则士不亦众乎?”

    淳于髡曰:“不然,夫鸟同翼者而聚居,兽同足者而俱行,今求柴胡、桔梗(药名)于沮泽,则累世不得一焉。及之罩黍(山名)梁父(山名)之阴,则郗(仰也)车而载耳。夫物各有畴,今髡贤者之畴也。王求士于髡,譬若挹水于河,而取火于燧也。髡将复见之,岂特七士也。”

    而且在军事方面,当大家说不进去话的时候,如果淳于髡来个猪狗的趣味性比喻,宣王就听进去,立刻放弃了原来的作战计划。

    齐欲伐魏,淳于髡谓齐王曰:“韩子卢(韩国有黑犬名卢)者,天下之疾犬也。东郭髡(兔名)者,海内之狡兔也。韩子卢逐东郭逡,环山者三,腾山者五,兔极(疲倦)于前,犬废后,犬兔俱罢,各死其处。田父见之,无劳勤之苦,而擅其功。今齐魏相持,以顿其兵,弊其众,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,有田父之功。”

    齐王惧,谢将休士也。

    又一次,齐宣王想征伐魏国,魏国派人暗中送礼给淳于髡,请他设法阻止。淳于髡公然贪墨,受了礼物。齐宣王有密报,也知道了这回事,但经他滑稽解说,又对了宣王的胃口,结果还是取消了作战计划。

    齐俗伐魏,魏使人谓淳于髡曰:“齐欲伐魏,能解魏患,惟先生也。敝邑有宝壁二双,文马二驷,请致之先生。”淳于髡曰:“诺!”

    入说齐王曰:“楚,齐之仇敌也;魏,齐之与国也。夫代与国,使仇敌制其余敝,名丑而实危,为王弗取也。”

    齐王曰:“善!”乃不伐魏。

    客谓齐王曰:“淳于髡言不伐魏者,受魏之壁马也。”

    王以谓淳于髡曰:“闻先生受魏之壁马,有诸?”

    曰:“有之。”

    “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?”

    淳于髡曰:“伐魏之事不便,魏虽刺髡,于王何益?若诚便,魏虽封髡,于王何损?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,魏无见亡之危,百姓无被兵之患,髡有璧马之宝,于王何伤乎?”

    齐宣王开战国养士之风

    《史记》在《田完敬仲世家》中,述说齐宣王好养士,就好像开了一个议院或参政院,也相当于现在的研究院。如云:

    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,自如驺衍、淳于髡、田骄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,皆赐列第,为上大夫,不治而议论,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,且数百千人。

    因此,促成相国孟尝君----田文跟着他学样,也喜好养士。甚至,孟尝君与齐宣王还争相养士,大家熟知的冯谖弹铗,毛遂自荐,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等,统称他的门下,号称有食客三千之多。高明之士如鲁仲连,也是孟尝君的座上客。

    由于齐宣王和孟尝君争相好客,而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。此后,魏国有信陵君,赵国有平原君,楚国有春申君,都以好客养士号召,名动诸侯,而影响于国际之间。

    不过,养士的风尚,除非有魏文侯、齐宣王、燕昭王的环境、器度与见识,或者还可以利多弊少。到了战国末期,自孟尝君、信陵君以后,其余大公子们的养士,利弊就很难说了。甚至可说弊多于利。人与人间的交情,主客之间的感情,不是基于利害关系的,实在不多。即如孟尝君晚年,被逐去齐,虽然经过冯谖设法,仕魏、居薛,如狡兔之有三窟,但后来他重返故国后,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风光。那些门客大都各奔前程,而孟尝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。

    孟尝君逐齐而复反,谭拾子迎之于境,谓孟尝君曰:“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。” 孟尝君曰:“有。”“君满意杀之乎?”孟尝君曰:、“然。”谭拾子曰:“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,君知之乎?”孟尝君曰:“不知。”

    谭拾子曰:“事之必至者,死也;理之固然者,富贵则就之,贫贱则去之,此事之必至,理之固然者。请以市谕,市朝则满,夕则虚,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,求存故往,亡(通无)故去,愿君勿怨。”

    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(书所怨之人)削去之,不敢以为言。孟尝君既反,因谢病,老于薛。

    后来,赵国的大将廉颇,屈而再起,也曾有过孟尝君门下士同样翻版的情形。

    特立独行于滔滔浊世的孟子

    齐宣王时代,养士的风气是这样的盛行,而游说之士在齐国又这样的多,但总是仰承君王的鼻息,或者相公的喜怒,而取得个人的富贵功名,以至于谋生而已。

    像我们的亚圣孟老夫子一样,特别受到齐宣王的重视而处处待之以礼,确是异乎寻常。无奈人情重利而轻高远,所以孟子教之以仁义之道,齐宣王不是不知道,实在是做不到。这也是孟子所说的“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”。

    反过来说,孟子学孔子,毕竟成为千古歌颂的圣人,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径。所以后来淳于髡替孟夫子难过,想要影响他改变作风。但孟子始终特立独行,不愿曲学阿世。所以《孟子》全书所说的,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经大法,都是正面文章,他绝不肯说侧面的谀词。

    像淳于髡,他便不同了。有一次,孟尝君的封邑薛国有难,齐宣王并不想出兵相救。结果,淳于髡一片滑稽说词,又打动了齐宣王救薛的心思了。

    孟尝君在薛,荆人攻之,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,反过薛,而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迎之。谓淳于髡曰:“荆人攻薛,夫子弗忧,文无以复侍矣。”淳于髡曰: “敬闻命。”

    至于齐,毕报。王曰:“何见于荆?”对曰:“荆甚固,而薛亦不量其力。” 王曰:“何谓也?”对曰:“薛不量其力,而为先王立清庙。荆固而攻之,清庙必危。故曰:薛不量力,而荆亦甚固。”

    齐王和其颜色,曰:“譆,先君之庙在焉,疾兴兵救之。”颠蹶之请,望拜之谒,虽得则薄矣。善说者,陈其势,言其方,人之急也。若自在隘窘之中,岂用强力攻哉。

    吏民千古两相妨

    邹与鲁哄。穆公问曰:“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,而民莫之死也。诛之,则不可胜诛;不诛,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,如之何则可也?”

    孟子对四:“凶年饥岁,君之民,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者,几千人矣。而君之仓禀实,府库充;有司莫以告。是上慢而残下也。曾子曰:‘戒之!戒之!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。’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,君无光焉。君行仁政,斯民亲其上,死其长矣。”

    历史政治上的因果

    这是孟子家乡的事,孟子是邹人,邹大约只有现代的一个小县那么大,姑且称他为一个国。其实邹和邾,也都属于鲁国的境内,用现代的观念来讲,相当于鲁国的一个独立市。

    邹和鲁国,发生了权利上的争执,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冲突。邹穆公问孟子说,在这一次和鲁国的激烈冲突当中,我的高级干部死了三十三个人,而这些干部的属下和辖区的老百姓,没有一个肯为他们的长官效死。要是杀掉这些人吧,人数实在太多了,杀不胜杀。可是不杀罢,他们将来还是这样眼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援救,这样怎么行呢?真是杀也不好,不杀也不好,你看应该怎么办呢?

    孟子说,在平时遇到水旱灾害,农产歉收的凶年,你的老百姓们没有饭吃。年纪大,身体弱的,饿死在路旁;年纪轻,身体健壮,走得动的,就离乡背井,向外逃生。在邹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,逃亡的人,就高达几千人之多,占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。但是你政府的粮仓里面,多的是粮食,财库里的钱也很充裕,有足够的力量帮助这些老百姓。可是你的干部们,当时并没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诉你,他们这样骄慢而不理政事,结果残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。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,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,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。怎么出去,就怎样回来;如何待人,人也将如何待你。所以在平时老百姓吃了他长官的亏。现在他们也就眼看着他们的长官受难,不出来救援了。这正是他们饥饿时,长官不救援他们的一种还报,你穆公还有什么好责怪埋怨的呢?如果从今以后,实行仁政,爱护老百姓,老百姓当然也就敬爱他们的长官,当长官有难的时候,他们当然就会拼死命去保护救助了。

    这一段中,孟子所说的理论,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,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。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,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才开始确立,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。我们的《易经》老早就有这种思想,如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至于孟子,这里所引用的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。”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。

    在政治上,我们看历史的演变,就是因果报应。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,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。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,埃及的总统萨达特,很了不起。那天我打开电视,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,就知道他一定有影响力。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,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,也可以说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,将来对于中东地区的谋和,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去嫌释怨,总会有帮助的。假定我们处身在一百年后,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,这两人之间的一往一来情形,以及诚心谋和与否的因果报应,则是一件在因果律上,很有趣的,能证实的事情。

    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。我们中国的历史,每一朝代都是如此。怎么来的江山,也将怎么样的失去;怎么样取得的政权,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。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,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。

    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,宋朝的皇帝赵匡胤,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,而是陈桥兵变,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。当时的皇帝,是后周的柴荣。他在位时死了,儿子还小,只有六七岁,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,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。就在陈桥兵变中,黄袍加身当了皇帝,所以到了元初,在宋朝垮了的时候,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:“记得陈桥兵变时,欺她寡妇与孤儿。谁知二百余年后,寡妇孤儿又被欺。”“卧榻而今又属谁?江南回首见征旗。路人遥指降王道,好似周家七岁儿。”

    我们再看清朝,进主中国,是孤儿寡妇入关,而最后一代皇帝,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。因果报应,丝毫不爽。读了元人那首诗,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:“寡妇孤儿自入关,便宜占尽此江山。果然二百余年后,母子君臣出塞难。” 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,还是一个小孩子。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,他大哭起来,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,安慰说:“不要哭,快完了!”果然很快就完了。这就是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”的道理。所以国家也好,个人的事业也好,都是怎么起来,也是怎样下去。经过时间的证明,长期观之,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,并非偶然如此的。

    至于《孟子》书中的“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”这两句文言,尤其别具韵味,而且也特别悲凉。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,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,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。“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。”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。悲凉,惨痛!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。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,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:“世事悠悠袖手看,谁将儒术策治安。国无苛政贪犹赖,民有饥心抚亦难。”不过话说回来,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?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,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,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,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,它的变相结果,也有“老弱困守故土,壮者散处四方”的景况。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,也同样会有此悲鸣,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!

    君道与臣节

    除此以外,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,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,需要特别加以讨论。

    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,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,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,死难的不少,但是他们的部下,以及基层的民众们,根本视若无睹,好像毫不相干似的。我们平常也都读过《孟子》,但是重点往往被《孟子》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。甚至可以说,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,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。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,我们后世读来,也未仔细寻思,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。

    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,过去的历史上,“君道与国共存亡,臣节尽忠死国事。”这是不易的原则。自三代以后,春秋以下,无论君主政体与否,这个民族文化、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,是始终不变的。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,当然,最具体而得力的,便是孔子著《春秋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。而在宋、元以后,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,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,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精忠岳传》等等,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,如重然诺、守信义的义气风范,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,打入每一个人心,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。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、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,因此在宋、元、明、清之间,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、尽忠报国的典型,比之以往的历史,更加激烈而具体,更加庄严而可敬。

    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,由来久远,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例如孟子讲三道,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。但事实上,以商纣的暴虐,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,政治上的种种努力,但将近百年之间,用现代人的话来说,将近一个世纪,还有“殷之顽民”,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。最明显的,便如初期的伯夷、叔齐,“义不食周粟”,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其实,历史上所记载的“殷之顽民”,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,因为作史者立场,所以称他们为“顽民”,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。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,封微子于宋,以祀殷商之后,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,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。

    其余信手拈来,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,义不投汉,集体自杀以全节义;项羽的八千子弟,统统战死乌江;这些都是荦荦大者,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。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、存亡续绝之际,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,还有很多。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,关系一个民族国家,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,不能不加注意,应该大书而特书的。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,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,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,不但不加凌辱,反而恭敬礼遇,虽依法执刑,死后仍善为安葬,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。而对那些轻易投降,卖主求荣的,便为他们另外立了“二臣传”,以表示有亏节操。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,岂可以尽把它列入“愚忠”两字而轻轻抹煞。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,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,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,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,在民主体制的时代,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,那便是大错特错,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。

    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,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。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,微不足道。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,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,死难的如此之多。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,这表示邹鲁之邦,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。尽管主懦国弱,而文化教育的风范,始终未变。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,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。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,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,一番抗议。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。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。

    历史上的基层政策

    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,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,我们看到自从孔子著《春秋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以外,历代历朝的历史,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---- 《春秋》责备贤者,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,或明君良相的一贯精神。对于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,从来没有过于苛求,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,要求基层的国民们,也要层层尽忠,为他们的长上----长官去尽忠尽节。

    有人说,我们的“二十六史”,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,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,大为逊色。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,暂且不谈。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,特别注重,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----执行仁义政纲上,君道的明智和昏庸,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。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,几乎都忽略了。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,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“吏”,大体上是指官而言,并非如现代观念,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。事实上,依我的研究看来,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,无论是哪个朝代,哪个政治体制----礼治和法制,甚至可以说,不论君主或民主,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,基本上的问题,都出在吏治----地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。历代的大小变乱,大部分最初的原因,都是由于官逼民变,吏虐民反的结果。过去如此,近代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,许多高明的论政,如切中时弊的奏议,以及讨论政治思想、政治制度,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,也不知有多少。但其中心思想,都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。一旦时逢明君,宠加采纳,那些高明之士,仍然身居台阁,位入中枢,官阶愈来高,隔离民间疾苦,距离民瘼也愈远。试问,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,愿意深入乡村民间,作一个里正、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部呢?

    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,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,无法调和的事实。譬如,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,在外观上,一定是铺置名贵高华的装满,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沙粗石摆出来。但事实上,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,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可。如果颠倒来用,不但不美,而且根本无法落成。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,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。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,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愈来愈远。也是事所必致,理有固然的结果。

    作官莫作怪

    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,士大夫一入仕途,在理论上,固然仍须力求善政以利民,但在事实上,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,当然离开民瘼愈远。汉代注重地方治平,重视二千石的郡守----太守,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。唐代重刺史-- --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,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,大多数是分发考取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,因此难免有“书画琴棋诗酒花,当年件件不离它”的气概,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,也就愈来愈远了。于是,外面则藩镇(军阀)专权,目无中央;内廷则宦官操政,女祸把持,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。

    顺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诗,夹点笑话给大家轻松轻松。这首诗是描叙一个人一生的转变情况,现在如用来比方过去历史上官与民之间隔,却也很有趣。它的前面两句,便是刚才提到的“书画琴棋诗酒花,当年件件不离它。”可以作为旧时代达官而兼名士的写照。接着是“而今事事都更变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后面两句可作为一般社会民生基层情景的描述,或者是退职后清苦生活的写照。这不是很幽默吗?

    明清两代,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,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,形成三级政治,即所谓盛府(州或道)、县治。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,但是那些多半是从进士、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,自然十之七八,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。所以地方政治,全靠幕僚的师爷----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。因此有人说,清代的政治,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。上自内阁中书衙门,下至府县,的确也是如此。至于真正的民间疾苦,所谓下情而能上达,几乎比登天还难了。

    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,那么,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,皇帝的中央政府----朝廷,是高高在上,悬空独立的。各级的官吏,在理论上,应该是沟通上下,为民办事。而事实上,一旦身为地方官,“天高皇帝远,猴子称霸王”,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。我们试想,以此图功,何事能办?以此谋国,焉得不亡!然而,我们的民族性,素来以仁义为怀,老百姓始终顺天之则,非常良善,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“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”,也就安居乐业,日子虽然苦一点,还是不埋怨的。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了,真的走投无路了,否则你做你的皇帝,当你的官,与他毫不相干。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。自春秋战国以来,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如此,在邹穆公问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。那么,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,甚至内心气愤得想杀些人来发泄一下,镇压一下,这岂非超越于政治原则之外,无乃太过乎!

    现在是民主时代,也是注重基层政治工作的时代。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,实在是一件神圣伟大的使命,很不简单,最上层到中枢各部院政令的推行,一节一节地统统汇集到了基层。其间事务的繁忙,头绪的芜杂,并不亚于上层执政者天天开会,随时开会的痛苦。而最难办的,往往是各部门的政令,缺乏横的整体的协调,致使政令达到基层时,有许多矛盾抵触之处,无法执行,只好一搁拉倒。还有许多政令,可以用在甲地,却不适用于乙地,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实,但是也例行公文,训令照办不误。实在难以作到,也只有一搁了事。还有最重要的,什么高官厚禄,实至名归,风光热闹的事,都集中在上层朝市。基层工作者,必须具备有愿入地狱的菩萨心肠,和成功不必在找的圣贤怀抱。照这样情况,我也常常想,假如叫我到穷乡僻壤,长期担任一个国民小学教员,是不是真能心甘情愿地尽心尽力去做得好?我对自己的答案是:恐怕未必。己所不欲,何望于人。推己及人,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?

    总之,所得的结论便是,从古至今,基层的工作,能干的不肯干,肯干的不能干。因此,真正参与工作的,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,就是不肯干的人。往往为政府帮倒忙,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,你看怎么办?至于说贪污不贪污,那还是另一附带的问题,不必去讨论。

    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,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,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。我说,不错。美国还年轻,历史还浅,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。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。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,不要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。一旦老大,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,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,那就得慢慢地潜移默化,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。

    至于经过民选,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,他们的功过、是非与善恶,且等历史作定评吧!不过,千万要记住,历史是公平的天秤,也真有明镜高悬,可以照见善恶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,大须留心从事,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,培养仁心仁术,以立己立人。

    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,写得很好,特别抄录一节,给自认为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。

    昔富平孙冢宰在位日,请进士谒选,齐往受教。孙曰:做官无大难事,只莫作怪。真名臣之言也。

    岂但做官,做人也是一样。民主时代的民选,更须切莫作怪。我们看了这一段似幽默,其实严肃的小品文,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,便可以说,只恐穆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,早已经因太作怪而失去民心。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:“君无尤焉”,又怎能责怪下民呢!

    除此以外,在邹穆公的观念中,认为他守土有责的重臣们既能尽忠,为什么更下层的干部们,就不能为他们尽节?这个道理,在理论上讲,说来话更长了。总之,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重心,无论是儒家或诸子百家的学术修养,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为一的。仔细体认历史,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,事业功名是成就了。但不能说他做人也成功了。有的人,一生做人成功,但并无事业功名上的成就。如果兼而有之,应该是不圣亦贤了。

    例如明代的名臣张江陵----居正,是万历当时的权臣名相,可算是一个大政治家,但因个性急躁,修养不足,所谓“操切为政”,往往便不能优容气节之士。好多理学名儒,因为意见不合而被压制不伸。但在张江陵当政的时期,的确做到了兵强国富,其功实有不可掩盖者。可是当他身死以后,结果弄得抄家破产,大儿子被逼上吊,老太太也被逼得流离失所。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风,惯于苛待功臣,大有失德之处。但张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败,实在也不免有话分两截的必要。当时有人经过张江陵的住宅,看到荒草丛生,一片凄凉的景色,和当年的煊赫对照,便大生感慨。就拿笔提诗在张宅的破壁上说:“恩怨尽时归论定,封疆危日见才难。” 这两句诗,和张江陵的生平,正好用来作为邹穆公问孟子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    滕文公问曰:“滕,小国也,间于齐楚。事齐乎?事楚乎?”孟子对曰:“是谋非吾所能及也。无已,则有一焉。凿斯池也,筑斯城也,与民守之,效死而民弗去,则是可为也。”

    两大之间难为小

    在春秋、战国两个时代,滕、薛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。但在《论语》及《孟子》书中,都有所论及。所以国虽小,在孔孟的声光照耀之下,却也有名起来。《论语·宪问》篇中记载着:“子曰: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,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” 就是这个滕国。不过孔孟两个时代不同,滕、薛的情形也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这次是孟子从齐国再度回来,路过滕国。滕国是一个小国,而东北面毗邻了强大的齐国,南面又和强大的楚国接壤。我这个小国,夹在这两个大国的中间,所谓 “两大之间难为小”,我应该向齐国靠拢好呢?或者是投向楚国比较好呢?

    滕文公把这个难题提出来,向这位高人孟子请教。孟子也的确是高明,他答复滕文公说:“你提出这个问题,对不起,我也没办法。有办法也不能讲,碍难启齿。” 滕文公听孟子这样的答复,当然非常失望,脸色就沮丧难看。孟子见他这副样子,又过意不去,于是对他说:在不得已之下,那么只有一条路比较好。你把你自己的内政先理好,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,团结起来。然后,加强你的国防设施,把护城河挖得深深的,把城墙加高加厚起来,巩固你国防线上的防御工程。和全国老百姓,上下一致,同心合力,保卫自己的疆土,虽然战死,也不离开本位,甚至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,自强自立,宁可亡国,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投降,先有这样的准备,还可以有所作为。

    在这里,我们看到孟子答复“两大之间难为小”的基本原则,只有自强自立的一条路。其实个人作人也是一样,不自强,不自立,不从自己本身想办法,在两大之间,怨天怨地,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来为自己解决困难,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个人事、国家事、天下事的原则是一样的,只有自强自立,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尤其以一个小国家为然,介于国际上强国之间的自处,除了自立自强以外,绝无其他妥协的良策。况且愈妥协,将愈增加困难。因此孟子便指出,宁可亡国,也不可丧失国格或人格的原则,作为答复。

    滕文公问曰:“齐人将筑薛,吾甚恐,如之何则可?”孟子对四:“昔者大王居邠,狄人侵之,去之歧山之下居焉。非择而取之,不得已也。苟为善,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创业垂统,为可继也。若夫成功,则天也。君如彼何哉!强为善而已矣。”

    有一次,滕文公再进一步向孟子请教说,薛和我一样是个小国,可是出现强邻的齐国,要在薛国建筑城池,也就是在薛国的领土上,建筑坚强的军事基地。薛国也是我的邻近小国,有同病相怜,唇亡齿寒的威胁。看这种国际趋势,下一步很可能要轮到我头上了。这种威胁实在让人忧虑。你看,该怎么办好呢?

    这个薛国也早已归入了齐国的版图,被齐宣王封为孟尝君田文的地盘。那就是,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门下客,弹挟而歌的冯谖,强作主张,代表孟尝君到薛国收取租债,一把火烧了所有债务人契据,以收买民心的名城。

    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,也是周代历史上最能谦让、最光荣的一代----太王的史实。他说,从前太王住在邠地,狄人侵犯他,难以自处,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。并不是因为歧山比邠更好,土地更肥沃,而是在邠被好勇斗狠的胡人欺凌,没有办法,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。当时太王虽被迫迁移,但却忍辱负重地生聚教训,所以后代子孙----文王、武王起来,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。你可以效法他这种为善的精神,后代的子孙就一定能称王天下。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后人,为了使子孙能够继承下去,在个人方面,无论读书、经商,或任何行业,都应如此。一定要有这个志向,能不能成功,那是天命。如今你地方小,四面又有强邻,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去做,勉强站起来,但不是站起来去跟人争强斗胜,而是自己勉励为善,巩固内部,自立自强,然后才能慢慢强大,受到别人尊重。

    孟子这理论非常对,两大强国的斗争之下,处在中间的弱小国家,若想自立自强,的确是很难的。我们看宋初的局面,吴越王钱鏐的孙子钱俶,本来和赵匡胤、李后主一样,也是独立为王,他一看到天下大势,自陈桥兵变之后,赵匡胤号令天下的章法,他便表示投诚拥护,推赵匡胤当中国的老板。到宋太宗时,自己取消了国号。他认为这样做,则自己后代的子孙,不失为诸侯,永远是方面大员。否则的话,自己估计一切的能力,未必可胜得过宋朝。战败了,不只是自己难保,就是子孙也难保。其实他这样做,还是在等候时机,要想办法再起来,希望自己留有最后一点小本钱,必要时才能有所作为。

    至于同时代的南唐李后主就不同了,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,曾经向赵匡胤上表称臣,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叹在诗词之中,诗词做得太好了,下不了决心,如果下得了决心,真正能够有所作为,早就起来有所作为了,即使打败了,也是光荣的。等到曹彬的大兵团攻到南京的时候,用一根绳子上吊也行,又怕死,要投降又觉得没面子,最后当了俘虏,被曹彬解送到京,只有在船上作诗感慨,那又有什么用?赵匡胤批评他说,李煜肯把作诗填词的精神来治国,就不会是今天的下场了。所以要嘛,就强为善;不能强为善,就保子孙,留元气,以待后来。

    国家大势如此,个人事业也如此。站得起来就站起来,站不起来就得见机振作。但是社会上,有许多人,他在站不起来时不肯爬,爬不动时又不肯躺下,还老是觉得自己是站在那里,其实并没有站着,这样就很可怜了。总之,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道理一样的。

    滕文公问曰:“滕小国也,竭力以事大国,则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则可?”

    孟子对曰:“昔者大王居邠,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币,不得免焉;事之以犬马,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珠玉,不得免焉;乃属其者老而告之曰:‘狄人之所欲者,吾土地也。吾闻之也,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无君?我将去之。’ 去邪,逾梁山,邑于歧山之下居焉。邪人曰:‘仁人也,不可失也。’从之者如归市。或曰:‘世守也,非身之所能为也;效死勿去。’君请择于斯二者。”

    人贵自立

    在《孟子》书中,这一段和上一段,怎样看,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重复记述。只是一个详细,一个简化而已。可能是孟子门人编辑时的疏忽,但无法考证清楚。

    滕文公又问,我就算尽心竭力地奉承这两个国家,最后还是免不了他们的侵略,该怎么办才好呢?

    孟子还是告诉他说,从前周太王住在邠地,狄人侵犯他。大王拿皮货和币帛去贿赂,可是没有用。又送狄人喜爱的狗和马去讨好他,仍旧没有收到效果。最后拿珍珠和宝玉去,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。(这等于后来宋朝对辽金元的情形一样,非常痛苦,也非常可怜。)在这种情形之下,太王实在没有办法,只好迁都另作他图,离开邠这个地方。行前召集邠地的父老们,告诉他们说,我曾经听说过,一个君子仁人,是不会拿用来保养大家的事物,来作害人之用。现在外族人来侵略我们,我曾经为了大家的安居乐业,送给他们好多财物,可是他们的侵略,始终没有停止。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这块土地,得不到这块土地,将永不罢休。本来我是希望以我们现居的土地,使大家过安定生活的,而现在竟因为我有了这土地,使狄人不断来攻击我们,那等于我用土地来害大家遭受战争之苦,这是不应该的。像我这样的人,多的是,你们不必顾虑找不到更好的领导人。为了不牵累你们,我将离开这里,你们多加保重了。

    我们从孟子这段叙述,可知在古代宗法社会里,一个好的领导君主,也是那么可怜的。孟子只讲周太王这个例子。其实,上古史中,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。后世和元朝的创业之主成吉思汗,在少年时代,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带,经常被人欺负,也是非常的可怜。境也是和周太王当时的情形差不多,只是元朝民族没有文化根基,所以不如周代绵延久远。

    接着孟子又说,大王对他的子民耆老们谈话后,就带了家人,翻过梁山,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。但是居住在原地邠的老百姓们都说,太王是一个好领袖,我们不可以失去这样的领袖,于是大家也放弃了在邠的土地,跟着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,重新开辟新的天地。这样跟来的人很多,一股新兴的力量,像市集一样涌进歧山之下,巩固了大王的基地。

    孟子又说,还有人持另一个论点,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,所谓的“世居之地”,应该好好地守着,不可以在你这一代手里,放弃祖宗的基业。那么你就宁可战死,宁愿亡国,也不要轻言放弃,只有死守了。

    这是从守土有责的论点出发,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。所在北宋时代,辽、金互相消长的时期,辽国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争,不可放弃河北,而有:“君王莫听捐燕议,一寸山河一寸金”的主张,也同样是这个道理。

    孟子这样画龙点睛一说之后,跟着又告诉滕文公说,你在这两者之间,不可矛盾,也不可因循,只有选择其中一条路去走。

    历史上凡是动乱时期,像滕国这种环境的遭遇也很多。我们由此可了解,一个小国处于大国之间的艰苦。近如现代正在纷争的中东问题,那些小国之间,就有许多困难存在。现在世界上,不论欧洲、非洲,全球各地的小国,所遭遇到的困难,许多和战国时代的滕国一样,所处的环境,都非常矛盾。不是身历其境的人,是不容易了解的。

    其次,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,自己不能矛盾,当受到艰难或迫害的时候,就要改变自己的环境。当环境不能改变时,就要自己站起来,坚强起来,宁死而不向困难环境屈服。

    鲁平公将出,嬖人臧金者,请曰:“他日君出,则必命有司所之;今来舆已驾矣,有司未知所之。敢请。”

    公曰:“将见孟子。”

    曰:“何哉?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,以为贤乎?礼义由贤者出,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;君无见焉。”

    公曰:“诺。”

    乐正子入见,曰:“君奚为不见孟轲也?”

    曰:“或告寡人口:‘孟子之后丧逾前丧。’是以不往见也。”

    曰:“何哉?君所谓逾者,前以士,后以大夫,前以三鼎,而后以王鼎与?”

    曰:“否,谓棺椁衣衾之美也。”

    曰:“非所谓通也,贫富不同也。”

    乐正子见孟子曰:“克告于君,君为来见也。嬖人有臧仓去沮君,君是以不果来也。”

    曰: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,行止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鲁侯,天也。臧氏之子,焉能使予不遇哉!”

    孟子论立身出处的原则

    这是孟子晚年,回到邹鲁,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记录。鲁平公身边有一个得宠的近臣(弄臣),当然不是什么大臣,但随时跟在他的身边,在某些事情上,会成为重要的关键人物----后世得宠的宦官,就是这一型的人物----这个人叫臧仓。有一天,他看见鲁平公外出的车辆、卫队等等都准备好了,马上就要出宫了。这时,他问鲁平公说,你以前出去,事先都会通知随从的人们,目的地是到什么地方。可是现在,车辆人员都准备好了,下面的人还不知道你要去哪里,他们又不敢来问,所以我来请示一下,你要去什么地方?

    鲁平公说,我要去看看孟子。臧仓一听,马上抓住机会攻击孟子。他对鲁平公说,你为什么要去看他?你尊为一国之君,为什么轻易地亲自去看一个平民呢?你以为他是一个贤人吗?为人处世,能够合乎礼义的才是贤人。换言之,一个贤人所做出来的事情,就一定合乎礼义的。像孟子,父亲早死。后来母亲去世,他办理母亲的丧礼,远比以前办父亲丧礼隆重得多。对于自己的父母,办丧礼时,前后都有厚薄的差别,这就是不合礼制的事。这种人,你还去看他吗?鲁平公说,那我就不去了。

    这里我们看到小人的厉害处,往往是在小的地方,找到一点点小事,轻轻地一拨,情势就转变了,这就叫做“谗言”。每个人的心理,具有先天性的缺点,最喜欢听信谗言和小话。尤其作一个高居上位的人,大道理、大话听多了,厌烦了。谗言小语乘虚而入,往往非中不可,此所以历史上都赞叹明智之君的难得。其实,何止为君,凡作领导人的都要注意。乃至当一个平民的家长,处理任何一件小事,也都要注意。古人所谓“来说是非者,便是是非人。”这是不易的名言。

    乐正子,复姓乐正,名克,是孟子的学生,那时他已是鲁国的大夫。鲁平公有一次与齐王会面修好,在商谈国际问题时,乐正子趁机极力推崇孟子。当时随行的其他大臣,也都说孟子如何如何好,所以孟子这次回到鲁国,鲁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。现在乐正子得到消息,鲁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,就去问鲁平公,你为什么不去看孟子。鲁平公因宠信臧仓,当然就多少对他有所回护,答复乐正子时,就只说,有人告诉我,孟子办他自己父母的丧事,都有厚薄之不同,像这样的人,道德修养不够,所以我不去看他了。

    乐正子说,这话从哪里说起呢?大概听人说,他对母亲的丧礼超过以前他对父亲的丧礼吧!这是因为他前一次是以士礼丧祭,行的是鱼、豚、鸡的三鼎祭礼。而后来他母亲死了,当时他有了大夫的身份,行的是羊、豚、鸡、鱼、肤的五鼎祭礼。(在抗战以前,大陆上行祭礼,还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别。三牲是家禽(鸡)、鲜鳞(鱼)、豚肥(猪肉)。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(鸭)和肤(兔)为五牲祭。)这并不是他对父母的祭礼有厚薄轻重的不同,而是他的环境、身份、地位不一样了,他还是在依礼行事啊!

    鲁平公这时候才明白,但是已经转不过弯来,于是说,不是的,我并不是指这一方面,我是说他所买的棺木、寿衣的质料不一样。给他父亲的是便宜料子,而用在他母亲身上的,都是价钱高的好棺木、好衣料、好被服。乐正子说,至于这一点,也不能说是在礼制上有所违越呀!丧祭用品的价格高低,是因为孟子的经济环境不同。他以前作士的时候,收入少,买不起价钱高的。后来当了大夫,薪水高,就可以花高价钱,买更美的棺停衣衾了。这是孟子前后贫富情况不同,关于礼制方面,则没有不对的地方。

    这一段文章,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,可是几千年来,社会上人情世态,都是这个样子,就是现代欧美各国也一样。中国的古谚,所谓“爱听小语”,以及“远重衣冠近重人”,一般人们,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、衡量一个人的高低、善恶、是非的,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。

    乐正子听到鲁平公这种推倭之词,也许心想,你身为一国的国君,又不是棺材店、殡仪馆的老板,注意别人买棺材、寿衣的事干嘛?分明没有人君之度,不似人君,所以无法说下去,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。反正知道他只是个爱听小话的人,就不再说了。

    于是乐正子回过头来看他的老师孟子。当然,带有几分牢骚地说,我曾经向我们的老板鲁平公提出报告,关于老师的学问道德。鲁平公听了,原本要来看你,不料老板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小人------奸臣臧仓,在鲁平公面前说你的小话,放了一包烂药,阻止了我们老板不来看你了。

    孟子对乐正子说,他来看我,自有促使他来的因素;他如果不来看我,也自有阻止他不来的因素。他的来不来看我,其实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,那是天命。臧仓虽然是一个小人,说了我的坏话,但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,左右我和鲁平公见面或不见面呢?你不必发他的牢骚了。

    照文字来看,我们这一段,可用上面解释。但是其中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” 这句话,我们如果作一番仔细的推敲,则发现它还有另一层的含义。

    这两句话的文字很美,可作两面解释。一种是鲁平公如果去看孟子,那是因为乐正子的促成,他为孟子澄清了误会。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,是另一个因素阻止了他,那是受了臧仓这个嬖人的谗言。而一个作领袖的人,不应该受到别人左右。现在他会受人左右,那么这个领导人也就可想而知,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所以不必要怪臧仓,臧仓只不过投其所好而已。在基本原则上,他根本就没有诚心想来看我。

    另一种深一层的解释,孟子这句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。”是说,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,能够实现,那么天下自然就会有人,有力量,使我受到重用,去推行我的理想。如果我的道行不通,那么不需要别人来阻止,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的。老实说,我的道行或不行,“达则兼善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”得机会,救天下,救国家、救社会;不得机会,个人把自己管好。这个“行”或“止”,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,在冥冥之中,自有一个不可知的气数。天下该得太平。我的道自然实行;天下该动乱,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所以我与鲁平公不能见面,实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。你不必去责怪臧仓的挑拨。

    上面那句话,可作两层意思来了解,也可以说是孟子立身处世的大原则。历史上,现实的社会中,一个人的立身出处,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这种类似事件的攻击。只要多读些历史,多经历人生,反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,一切都会处之泰然,看得无所谓了,就如孟子对乐正子最后的结论。

    我曾经写过四句只像偈语不像诗的话,也正好在这里提供大家作一参考。“身入名场事可怜,是非争竞奈保天。看来都是因人我,无我何妨人尽贤。”其实,在大道理上,都是因为分别人我而有此烦恼。缩小在现实范围来讲,都是利害的冲突。人就是这样渺小可怜,但是这只是对个人自处的修养来讲。倘使要作一番事业,作一个领导人,就不能马虎,任凭情绪的冲动而听信谗言了。不然,因此而错失得力的人才,甚至牵一发而动全局,那就太不明智了。

    到这里,《梁惠王》的上下两章,大概都研究完了,这也是研究《孟子》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因为《梁惠王》上下两章的内容,是孟子一生中,一心一意想拯救当时极其动乱的战国时代的理想和抱负。他有救世的思想,所以他游历魏齐之间,希望能受重于一个政权,透过这个政权,推行他的思想,对天下,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。而他的思想当中,最高的政治原则,哲学基础,就包含在这两章书中。同时也可以说是他学问成就以后,从中年到晚年,出来游历国际间的传记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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